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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刚辞世的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并不是一个多新鲜的观点，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他最敏锐地重新提出这个曾经被意识形态对立遮盖的对国际关系的解释，而且是以一种雄辩的方式（书中的数据、图表、引用以及对国际问题清晰精辟的分析实在让人一不小心就被拉拢过去）。但是通读全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亨廷顿依然几乎不可避免地以一种更谨慎的态度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而最大范围上的文明划分，依然是西方与非西方。
抛开中心或边缘的立场问题，在宏观和根源的层面上，文明冲突应该说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宏观的和方向性的问题，但是在另外更深入和具体的层面上，亨廷顿的理论未免显得保守和僵化。回想伊拉克战争中各方的表现，文明冲突论似乎就没有在海湾战争里那么好用吧？
书中一些小型的论证引起我更大的兴趣。 在论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普世主义与非西方文明的本土化对抗时，亨廷顿对于西式生活在非西方国家的流行和非西方国家的西方化做出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把西方大众文化以及西方生活方式的流行看做非西方国家的西方化过程不仅十分肤浅，甚至是对西方文明的侮辱，“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这可以说是很清醒的认知；但是所谓的非西方世界，比如我们，似乎不能如此乐观。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输入在历史和现实的实验中或许坎坷异常，但这不意味着西方对我们的渗入和我们自身的缺失是杞人忧天。认为西式文化和消费的流行可以只冲击我们的物质生活，而对精神层面毫发无损，怎么说都太愚蠢了一些，特别是当我们立足于今时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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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间新闻的画面，各色人等排队投票，笑或不笑，都抹不掉那股过家家式的责任感。切换，一箱箱选票被工作人员倾倒出来，它们是责难与乞求的混合品。切换，这边张灯结彩，重申承诺，义正词严而面带红光地对自己的胜利下一个过早且聒噪的定评，顺带讥讽对手惨淡败局。再切换，那边深鞠躬向民众致歉，脸比戏里的张飞还黑，嘴巴快要歪进脖子。画外音不停唠叨数据、评论、背景资料，观点客观得像在看同一频道每晚热播的三角恋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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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步行街前种的是一排法国梧桐，大概四层楼那么高，风一过，碧绿葱黄的掌状叶片来回招摇。对面楼前则是五颗白杨，比梧桐高些，树顶的枝叶更尖细，直直向上伸。他毫不怀疑自己可以从这边梧桐跳到那边杨树上，划出宝蓝色的抛物线，双臂拥抱午后的风，手表将晃眼光芒反射回太阳，腿脚像提线木偶的一样，没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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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张爱玲，实在忍俊不禁。她的幽默，来自高智商、自认洞察世情的不屑、末路贵族的骄傲、对物质坦率的享受，以及对任何可能与宏大相关的主题的无动于衷，让她想起来打警察耳光的时候，恐怕不多吧。她有时说话非常突兀，写着写着来一句扎人心的感叹，这种突兀本身加上张爱玲光滑的语言质地，多吓人的话也有一种喜剧感，也正因这份喜感，才更添一层悲哀。有没有在乡下见过黄昏时分跳到石头上伸长脖子打鸣的公鸡？张爱玲总是给我这样的感受，这不是揶揄，而是赞美。我总是不够喜欢她（这话好像很没底气啊），总觉得我能看懂的张爱玲一看就懂，另一部分，是我怎么都不能了解的，甚至无法触摸它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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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过度渲染的人物难免走向符号化、概念化，然后由道听途说者在那些大写的名词形容词中填塞想象，铸就出一个不存在的偶像。梵高之于我便是如此。天才、疯狂、孤独、贫穷、自杀，好了，一个超越时代而无法被世界理解，在孤独和贫穷中度过一生，英年早逝却在艺术的狂热里得到永生的天才立刻成形。可是这样的梵高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真实的他（起码是欧文斯通《梵高传——渴望生活》里真实的他）并没有如此理想化。我没有看见一个印象中所谓遗世独立的梵高，而是一个热切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状态（世俗的与艺术的）却次次面壁的狼狈男人，他有单纯的爱、渴望和悲伤，只有最具冲击力的作品才能表达他内心的一切，如阿尔明晃晃的太阳。
对于梵高最著名的特点之一——不被理解，在读过《梵高传》又读了《亲爱的提奥》这本书信集后，我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梵高的孤独是一个艺术家面对这个世界时心灵敏感的震颤，而非世人的不予理睬，恰恰相反，他有他亲爱的提奥，你有么？有几个人有？不如这样说，梵高用其余人的冷眼换回一个人彻底的理解。孰轻孰重，真的不好讲，世界归根结底还是公平的。